重磅 | 以开放倒逼改革！老记者解读陕西自贸区挂牌

2016年8月31日，陕西成为第三批获批成立的7个自由贸易区之一。据悉这两天就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登台亮相。目前，中国获许建立的自贸区数量达到11个，占到了全国省份总数的约1/3。

国家战略意图明显：

在“一带一路”的总体战略布局下，自贸区这一模式将成为中国再次“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作为内陆省份的陕西获准成立自由贸易区，是中央“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具体体现。

△ 中国自贸区分布图

西安在“一带一路”中的战略地位自不必赘述，自贸区的设立，对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无需多言。

问题在于，可能性和可行性之间的距离，往往就是一个政策实行好坏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好的政策，如何能够被地方政府有力推广的重点所在。中央政府出了牌，你是要顺其自然的喊一声“过”，还是要来一个响亮的“王炸”？

或许我们应当看到一个事实，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间，受到中央政策的工业布局影响，陕西从全国GDP总量的优势地位到被沿海地区赶超，从而开始走向落后。

△ 陕西2016年GDP总量全国第15位，增速第16位。（华商报）

同样落后的不仅是经济，还有思维和模式——一个总是拿历史来“炫耀”的省份，历经千百年变迁，它还剩下多少明珠的光芒？

今时今日，自贸区的设立，它不仅是一次重大利好，更是一次“大考”。当我们沉醉在历史的光辉之中时，或许大多数人忽略了，陕西改革已经举步维艰。

站在上海和广东的肩上

2013年9月，在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成立之际，我曾赴上海采访。在众多的受访学者中，大家关心的无一例外是两个问题，一是“负面清单”，二是“离岸金融”。

先说前者，棋子虽然是落在上海，用意却绝非限于一隅。从更大格局来审视，设立上海自贸区的用意无疑是服务于新一届政府“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策略。

也就是说，自贸区不仅仅是上海的自贸区，也不仅仅是为上海而设立。

2014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运行一周年后，向全国推广了34项试点经验。短短7个月之后，2015年4月，国务院公布广东、天津、福建三地的自贸区的总体方案，以及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随后第二天，广东、天津、深圳三地的自贸区统一正式挂牌成立。

在此前的四个自贸区试点中，步子迈的最大的是广东，这个从上个世纪之初就敢为天下先的省份，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中，重点抓的是“简政放权”。

公开数据显示，自贸区试点的一年间，广东省22个省直部门就向3个片区下放了第一批60项省一级管理权限，广州市向南沙下放58项市一级管理权限；

各片区调整、取消、合并了一批行政审批和备案事项，审批时间压缩了50%以上；

全面实施负面清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同步开展内资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管理试点，90%以上的外资项目实现了备案管理；

率先实现企业注册登记“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并向两万多户企业核发了电子营业执照，绝大部分企业注册登记1天内可办结……

本次陕西省的省级行政职能下放达到217项，和此前的自贸区共享一份清单。

但在全国第一、第二批自贸区已经积累大量试点经验的前提下，或许是陕西自贸区尚未设立，整体方案还没公布，暂时还没有看到充分的复制和因地制宜的创新。

虽然高新、西咸、浐灞、国际港务区等，均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行政办事效率的举措，但总体而言是基于本区域发展需要，而稳步推出的举措。

在日常的接触中，部分官员仍然不太明确自贸区和保税区的区别，在规则的创新上仍然处于观望的态度，甚至是如履薄冰；

在陕西这样一个旅游大省，在国家定位陕西自贸区“创造与‘一带一路’经济体人文交流新模式”的初衷下，陕西自贸区的“五大片区”功能定位上并没有提及旅游产业的发展；

在所有人最关注的的经济领域，地方政府对于产权的界定与民营企业的待遇问题，也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革方略。

△ 3月29日，网上流出的陕西自贸区范围示意图（来源@寒江雪817）| 点击图片看大图

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国有企业远远强大于民企，并且还享有各项政策优惠（包括行业垄断）的区域，你的内部经济结构上都不能实现平等，外资企业如何敢放心投资？

地方政府也是“经济人”，仅仅依赖口号动员显然不能奏效，这需要兼容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组织本身的激励，使得他们有动力去推行符合国家政策初衷的举措。也正因此，好的规则不是方向正确的规则，而是方向正确且激励兼容的政策。

△ 2016年陕西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16家，同比增长3.6%；合同利用外资46.33亿美元，下降19.8%（陕西日报）

如果地方政府仍旧能够从旧模式中获得想获得的东西，而新规则不能带给它们额外的收益，则不论中央政府如何三令五申，效果仍难保证。

很可能，陕西推进自贸区试验的过程也将是政府机制改革的过程，离开后者的成功，前者难以成功。

“离岸金融”并不是陕西的长项

但一定是重点

金融改革，一直是自贸区呼声最大的领域。从上海自贸区的筹建，到陕西等7个第三批自贸区的设立，一边是媒体、业界乐此不疲地聚焦自贸区金融改革，一边是央行强调金改只是一众改革中的辅助项目，并非重点。

就上海而言，自贸区业者普遍反映金改已落地的政策低于预期，但是这丝毫不降低自贸区金融类企业的注册和投资的热情。

之所以对金融改革的预期如此之高，并且期许不减，主要在于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成就长久以来已经远远大于金融改革的成就，而金融改革则因为会冲击体制、牵涉到国际化的接轨问题，而改革缓慢。无他，水桶的短板理论而已。

△ 中西部陆港金融小镇

我在广东某报社工作期间，曾亲历2008年“金融海啸”，对于从事出口制造业的企业而言，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外贸业务不是通过人民币结算，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受制于人。车间里天天开足了马力在生产，但是最后一结算，收益反而是负数。

一直以来，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市场和资源等红利始终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整体福利提升的重要动力，但金融危机迫使中国滑落到了全球化的断裂地带，人民币没有国际话语权则中国在外贸中地位难以提升。这些年来，所有的中国的贸易战争几乎都与此有关。

第三批七大自贸区中，唯一位于西北地区的陕西省，其所承担的功能定位，与外省相比有所不同。

它的主要定位是：

落实中央关于更好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对西部大开发带动作用、加大西部地区门户城市开放力度的要求，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探索内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

“向西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被认为是陕西自贸区改革任务的两大核心。目前，自贸区重点工程西安国际物流枢纽已在推动之中——让中国商品沿着古丝绸之路重新走出去，这就是最简单直接的开放。

举例来说，西安国际港务区内一家从事物流运输的企业，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将西安的小工业商品带到了俄罗斯，结果被哄抢一空，这家企业看到了商机，成为了专门从事小工业品批发的企业，并且收益巨大。这个例子只是说明，西安自贸区向西辐射的路是行得通的。

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世界可以分为三类国家，即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一方面中国是这种传统分类的受益者，因为在这个分类之下，不论哪一种中国都是强国，必须维持这种状况。

另外一方面，从“一带一路”的布局来看，中国需要以国内的巨大内需为驱动核心，构造中国-周边国（亚洲）-资源国（包括非洲）-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循环格局，从出口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向全世界输出工程、商品、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致最终的货币。

这是一个需要顶层设计，并时间不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陕西的战略地位明显。陕西不仅是古代丝路的起点，同时也是亚欧大陆桥的心脏，同时跨域了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

将亚欧大陆经济、贸易、金融、基础设施一体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实现多赢和区域共同发展，一种统一的货币至关重要。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是统一货币，它事关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稳定。

因此，陕西有责任有义务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上的“离岸结算”，加速国家战略进程。通过本轮再开放，中国必然会在日益多极化和治理规则重构中的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被“夹击”中的西安

一座古城的重庆梦想

“夹击”这个词，可能用得并不准确，但是它确实代表了一部分西安的现状。尽管大多数西安人并不愿意承认，西安已经在改革中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但是，客观的认识自己才是实现腾飞的前提。

陕西自贸区的建立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认知自我改变自我的机会，是一个改变规则重塑地位的机会，也是一个创造奇迹政府再造的机会。

去年10月，我曾受邀去成都参加一个金融会议，一位专家说，成都已经远远领先于西安，如果说西安是二线城市，那么成都至少已经是1.5线城市，离北、上、广、深仅一步之遥。掌声响起来，我知道专家说的是事实，但是则深感痛心。

△ 成都2016年经济总量超1.2万亿（成都商报）

怒其不幸，哀其不争。曾经的属于这个城市的荣耀，难道就真的这样烟消云散了吗？

拿金融领域来说，受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在全国31个金融中心城市中，西安金融业增加值三年平均增速达到23.45%，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增速居首。但是，它依然远远落后重庆和成都。曾经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实则地位岌岌可危。

造成西安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其实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软实力，另一个是硬环境。

在软实力上，主要体现在西安（乃至陕西）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较为缓慢，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它是一个区域最重要的软实力；在客观环境上，西安的经济圈层至今无法建立、明确。

先说软实力。许多去过广深、江浙一带工作的人都深有体会，南方人更讲究利益至上，但相应的是他们愿意放低身段，去完成与收益匹配的服务。

通俗来说，只要有钱可赚，他们很少会拒绝，这已是一种骨子里的理念，也是一种高度市场化的产物。

而这种民间的服务理念的转变，更多得益于一个开放的服务型的政府表率。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过程中，南方城市率先完成了市场接轨后的职能转变。

△ 2016年12月23日，王永康在美光公司调研，提出要做企业的“店小二”（西安发布）

因此，并非是单纯的制造业成就了中国东南沿海快速发展的四十年，更多的是地方政府谋求到了发展红利，从而对自身模式的突破和发展。

而对于内陆城市，它们正陷入一种不愉快的竞争：自中央分权化改革，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后，伴随着地方政府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和财政实体而来的，是地方政府间的广泛竞争。这种竞争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就是一个区域最大的经济体，它直接参与兄弟区域的博弈。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这种模式的优点显而易见，它用政府的计划经济融合了市场经济，无疑创造了“中国速度”的奇迹。

但时至今日，中国的地方竞争模式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因为它约束了市场，不完全的竞争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阻碍，甚至有恶化为逐底竞争的趋势。

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自贸区的改革，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于竞争规则的重塑——放开对市场的约束、接轨国际化、重新梳理法制和制度，简单来说，就是要实现“政府再造”。

它事关中国未来的国际竞争力，也事关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陕西自贸区的创立对于西安而言，是一个机会，更是一场压力之下的不得不变革的开端。

在硬环境上，在国内，你可能经常听说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说法，它们不仅是一个叫法，更像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远的不说，西安临近的城市里，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经济带，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圈，它们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核心城市引领，至少一个二线城市辅助，多个三线城市集群化发展。

然而，客观上西安并没有这样的区域优势。

打开中国城市地图，可以发现西安方圆400公里之内没有大城市，离得最近的是郑州，距西安478公里。相比重庆距成都340公里、上海离南京296公里不可同日而语。

△ 重庆“米”字型高速铁路网示意图（来源:重庆市人民政府）

并且，西安和郑州两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强，郑州的发展重心是向东连通东部、向南连通中部，而非向西。我们难以掩盖西安周边缺乏合作和支援的经济窘境。

这是一种被“夹击”的状态。一些重大利好项目，陕西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企业（特别是一些国际化制造业）也更愿意选择更具发展前景的城市，如富士通的落户郑州，一些先进技术企业的落户成都。西安似乎正成为一座被周边经济体包围中的“孤岛”。

再看重庆。因三峡工程和四川省的管辖问题，于1997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一个直辖市。2013年，重庆的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2016年，重庆GDP涨幅领跑全国，跑过了中国三大都市圈。

这本是应该与西安城市地位相匹配的一个梦，但却都被重庆实现了。

这里有一个未来：

重新振兴的古丝绸之路经济带

重庆的发展，与四川密不可分。外国使重庆开阜的初衷、民国政府迁都的考虑、直辖市的设立、今日经济的发展，重庆背靠四川这一亿多人口的大省……这些资源，西安没有。

曾经唐长安的辉煌，与东都洛阳密不可分，而今却不可同日而语了。最近热播的《大秦帝国》中，巴蜀是长安最为倚重的战略后方，可现在也已经物是人非。

△ 如今的重庆

在今天，距离相对较近的城市还有：600公里的太原、640公里的兰州、680公里的重庆、710公里的成都、740公里的银川……外无所依，关中内外的小城市才是这里的希望，从宝鸡、天水、咸阳到渭南、灵宝，甚至要加上陕南的汉中、北部的延安，实现分工协作才有西安的未来。

一度，关天经济区的概念被看成长安复兴的希望。关中-天水经济区简称“关天经济区”，2009年经国务院批复通过，其范围包括陕西省的关中平原地区及甘肃省天水市，共六市一区（杨凌示范区）。

△ 关中—天水经济区空间结构图

经济区以大西安（含咸阳）为中心城市，宝鸡为副中心城市，天水、渭南、铜川、商洛、杨凌、庆阳、平凉、陇南等为次核心城市。这些年，这个概念已经很少被提及了。

我理解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安本身实力所造成的周边带动能力太弱，不足以对周边较弱的城市群形成强势的带动效应。

一个好消息是，历经多年博弈，西安终于完成了对西咸新区的同城化进程。西安城市面积、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在这个国家级新区的支撑下，有望跻身于1.5线城市之列。

时至今日，西安的战略蓝图已经十分清晰：

以陕西自贸区的挂牌为契机，紧密联系“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向西发展，打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线性经济体，重现西安的古长安地位。

抛开客观环境的影响不说，今日之陕西需要的是主要决策者的大刀阔斧，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并留住，以及打造更开放的环境吸引企业（外资）的入驻。

△ 自贸区的设立会吸引更多企业的入驻（西安晚报）

西安人对刚上任的王永康书记抱有厚望，从街头捡垃圾到对西安文明的讨论，我们看到了对西安“城市治理”的决心——城市治理这个词，对于西安其实很陌生，它从未被提上台面。而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它多次成为地方“两会”的重要议题。

城市治理，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服务”，一种政府对民众的服务，一种西安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它更是一种决心，是一种从内到外求变的信心。

社会治理是一个抓手，更是一种姿态，告诉外界西安已做好崛起的准备。就如今天我们讨论陕西自贸区的落地，我们其实也需要政府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去表个态：改革路上，我正迎面而来！

△ 西安国际港务区

而上任不久，王永康时隔8天两次考察西安国际港务区（它已经被陕西省确定为陕西一带一路的核心功能区），也可看出对“一带一路”和陕西自贸区的务实和重视；引进浙商，在资金和先进理念上的代入，为西安最大做强提供保障…… 

如此林林总总，在陕西自贸区建立的重大机遇之下，没有哪个时期让陕西人如此充满期待。

解决发展弊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理性地认识现行体制和常规市场经济两者各自的利弊，持续进行自主的体制创新和对重大敏感问题的技术性革新，陕西的复兴方能指日可待。

作者：一纸清风

陕光灯（shaanlight）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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